我记忆中的第一个老屋是一座日本炮楼。
　　炮楼坐落在一面山坡上，山坡的下面一条铁路绕山而过，炮楼实际就是用来把守铁路的。这条铁路最初是日本占领东北时，为了运送军用物质和掠夺中国的资源而修建的。离炮楼三里远的地方是一个小火车站，父亲就在站上班。
　　炮楼的正门是冲东开的，由一座圆形的炮楼和七八间房间组成。这其实是一座兵营，兵营后面的小山尖上是一处练兵场。炮楼里的房间都是二进结构，进门一个外间，里间则是一铺炕，我们家曾住过两间，其中一间便是与炮楼相连的一间。这间房的炕稍处有一扇小门，推开门下了台阶就进了炮楼，在不同的方向上设有四五处射击口。小时候经常有玩伴央求进炮楼一探究竟，偶尔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带他们进去，结果里面空空如也，便大失所望。
　　那时候的游戏就是把小孩子们分成两伙，分别由大一些的带领，模仿电影里的场景玩战争游戏。一到晚上，便拿上用蒿草或柳条编扎的冲锋枪投入到“战斗”中。
　　那时候的冬天比现在冷，雪也比现在大。一到冬天，山上、路上便都是积雪，我们的主要活动就变成了滑冰、滑雪，爬犁、冰板成了我们的最爱，有时候甚至拿一把铁锹上到高处，把铁锹坐在屁股底下向山下滑。
　　后来爸妈告诉我，这座炮楼并不是我住过的第一个老屋，我出生在山脚下的一座“马架子”里。“马架子”是用细一些的树干和掺了秸杆的泥修建的简易住房，有些像影视剧中东北抗联山里住的房子。就在我出生的那年初秋，穆棱河发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水，我们家才搬到了山坡上的炮楼里。
　　后来为了爸爸上班方便，我们搬到了火车站。房子是车站上一个调走的工人留下的，爸爸花35元钱买了下来。小时候家家条件都不太好，又没见过什么世面，所以也没什么审美观，加上搬家的兴奋，所以并没觉得房子有什么不好，后来很快发觉，这个房子实在是有些“寒碜”。房子很矮，房檐大概也就一米七高，大人进门都要低着头，后来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个子已经很高，便经常撞到门上。每每这时我就奇怪，原来的房主人一家都是大个子，住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被撞出毛病来。房子是没有什么地基的，把地挖下去三、四十公分去土层，就用碎砖破瓦砌起来。进门一副灶台，一铺能容两个小孩的火炕；里间也是一铺火炕，向南开了一扇有一米见方的窗户，窗户离地面也就一米高。整个房子也就四五十平方，我们一家七口人在这样一间房子里生活了六七年之久。
　　到了1980年，国家的情况和人们的生活好像都开始好起来，上面看我们家实在不能住人了，便给我们和另外一家盖了两间砖瓦房，居住条件才得到了改善。后来我上大学、工作、娶妻，便离开了父母身边，离开了家。
　　1991年，我调入了人行穆棱支行，有了一份令许多人羡慕的工作。令人羡慕的原因，除了工作环境还算舒适这个不太重要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人民银行是我们国家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这三个定语中的任何一个都令人眼前一亮，其中的含义我也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才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在此后的近二十年中，我有幸经历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全过程，目睹了中国人民银行从开始履行中央银行职责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的历史进程。
　　让我惊喜的是，在调入人民银行不久我就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实现了小时候经常听大人们挂在嘴边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前些年又和妹妹商量着将爸爸妈妈接到了城里，那间砖瓦房便留给弟弟住了。
　　爸爸花35元钱买的小矮房早就拆掉了。那座日本炮楼已经没人住了，但还结实地立在那里。有时我就想，如果不是炮楼离城里太远，把它改成抗战历史纪念馆倒是挺合适的。